胡德巧：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
- 發布時間：2024-03-14 08:00:43
- 來源：中國理論網
【引言】作者《從法律上明確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一文，于2024年3月8日在國家發展改革委主管的《改革內參》（第9期綜合版）刊登。在此基礎上，經過文字和篇幅處理現以《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為題發表，以饗讀者。本文認為，讓民營企業提振足夠信心和建立應有安全感，關鍵是要從法律上確定民營經濟的性質為社會主義經濟，平等保護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和民營企業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對民營企業與各類所有制主體實行統一的法律管理。科學認識民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具有充分的制度、政策和理論依據。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出發，把民營經濟明確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是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基本要求。
近幾年，全球經濟形勢嚴峻復雜、難以預測因素較多、全面復蘇進程緩慢和國內經濟內生動力不足，對我國經濟平穩運行產生較大影響，各種所有制主體特別是民營經濟和民間投資增長勢頭持續下降。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沖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0%，未達到全年5.5%的預期目標。2023年，在上一年增長較低基礎上，GDP同比增長5.2%。民營企業生產經營和民間投資情況不容樂觀。2022年，民間投資增長0.9%,是多年來增長最低。民間投資所占比重減少到54%，比2014年下降了10個百分點。2023年，民間投資繼續逐季度下滑，全年增長為-0.4%，所占比重為50.4%，同比又下降了4個百分點。事實表明，民營企業的投資信心日趨減弱，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和深層次問題難以根本解決。
沒有民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就沒有全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要推動高質量發展，首先要有生存和發展。目前，從根本上解決民營經濟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已經成為我國改革發展中的頭等大事。對此，全國上下、社會各界普遍高度關注。然而，為什么民營經濟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民營企業仍然缺乏足夠的信心和應有的安全感？其主要原因是對民營經濟的性質沒有從理論上作出科學認識。改革開放45年來，民營經濟一直未能融入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范圍之內，一直被排斥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經濟的大門之外。因此，當務之急是要對民營經濟的性質和地位做出正確判斷，從理論認識這個源頭上、實質上和根本上，給民營經濟一個合理的名分、一個公正的身份，回答我國現階段的民營經濟姓什么叫什么的問題。要在對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方針政策基礎上，在長期改革開放消除所有制理論弊端和所有制教條束縛基礎上，在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基礎上，以更大的魄力和更大的勇氣，從理論、政策和法律上對民營經濟的性質作出明確定位：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其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把民營經濟的性質確定為社會主義經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是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基本要求。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體制創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一項根本性舉措，是要把民營經濟這一新型經濟形式納入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的范圍，把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科學認識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一）明確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具有政策、制度和法律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們堅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深化所有制改革和完善所有制結構，不斷取得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突破，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得到迅速發展，為明確民營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奠定了堅實的制度、法律和理論基礎。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堅持的方針”。
1987年黨的十三大：“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狀況所決定的”。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在積極促進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發展的同時，鼓勵個體、私營、外貿經濟發展”。
1997年黨的十五大：“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即“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2007年黨的十七大：強調和重申“兩個毫不動搖”。
2012年黨的十八大：強調“兩個毫不動搖”，提出加快“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7年黨的十九大：強調“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2018年憲法修正案：“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22年黨的二十大：繼續強調“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我們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制度選擇和法律規定，都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出發、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為依據的，并且已經經過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檢驗是完全正確的。現有的這些政策、制度和法律告訴我們，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多種所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等，包含了個體、私營等民營經濟；在憲法明確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包含了個體、私營等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兩個毫不動搖”中，有“非公有制經濟”。可見，界定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際上已經具有政策、制度、法律基礎，其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明確民營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符合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和認識規律，是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具體體現，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顯著標志。
（二）明確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勢在必行、意義深遠
改革發展實踐證明：民營經濟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生產力。從2022年民營經濟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看：第一，在全國7.34億的就業人員中，民營企業占80%以上近6億奮斗在各條戰線各行各業的廣大勞動人民，他們就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生產力，就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力軍。第二，占全國技術創新70%以上的民營企業所擁有和運用的新技術、新產品，這既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生產力，也是在為高質量發展和創造新質生產力做出積極貢獻。第三，民營企業在全國GDP、稅收和外貿總額中，分別占了65%、57%和51%，為社會為國家為人民帶來的物質財富，極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
民營經濟的貢獻表明，民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的事實已經成立。明確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法律定位，是大勢所趨，是歷史的必然。要知道，個體、私營等民營經濟與商品、貨幣、交換和市場經濟相伴而生、緊密聯系，并非資本主義所特有。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占全國經濟“半壁江山”的民營經濟必然都是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在民營企業就業的廣大勞動人民都是在干社會主義，都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而不是在干資本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建設者。全國近3億農民工人員都是我國工人階級中新的成員和新的組成部分，他們都是在干社會主義，而不是在干資本主義。民營企業不斷推進的技術創新和所創造的新質生產力，是在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做出的努力拼搏。在改革開放、發展穩定和日常生產生活，都越來越離不開民營企業、民營經濟人士和民營經濟中勞動人民的辛勤付出。承認不承認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這是辨別和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是對馬克思主義是否能夠守正創新的基本態度。
與以往的個體經濟、私有經濟不同，我國現有的個體、私營等民營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成長壯大起來的。因此，民營經濟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在市場競爭的風浪中涌現出來的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明確民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生動體現和實際運用，對于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安定和人民幸福，不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和重大的政治意義。確定民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勢在必行，時不我待。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一樣，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一樣，都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支撐；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一樣，都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物質基礎和制度保障。
為民營企業能夠徹底放下思想包袱、消除顧慮“把根留住”、提振足夠市場信心和建立應有的安全感，在明確民營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科學定位的同時，要抓緊做好以下三件大事：
一是為切實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盡快研究出臺關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頂層設計方案。目前，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性任務，是要把中央明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決策部署落到實處。關于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在改革開放25年后的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重要決定。然而，11年來，各地各部門對中央的這一決策部署并沒有真正貫徹落實到位。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越來越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越來越多的現象。政府配置的資源過多、掌握的權力過大和發揮的作用過頭，使計劃經濟有所抬頭，市場經濟有些退化，市場化改革難以推進，腐敗問題常常發生。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民營企業就不是對市場信心不足，而是對政府信心不足了。因此，要把貫徹落實中央十八大以來關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決策部署工作，從實際行動上抓緊、抓實、抓好。
二是建立各類所有制企業統一、統籌和平等的政策、制度體系。建立統一的制度和體制機制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從根本上說，民營經濟發展需要反對壟斷，也不一定需要單獨的、特殊的優惠政策和政府服務。關鍵是要在明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同時，建立和完善與國有經濟等不同所有制主體統籌的、平等的和一視同仁的體制機制、政策措施和發展環境，破除制度、體制和政策至今仍然相互分割的不公平狀態。改革的步伐快一點，膽子大一點，空話套話少一點。激發民營企業的市場活力和投資熱情，讓各類所有制主體在真正意義上的全國統一大市場中，平等競爭，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同時，建立健全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等要素市場體系，發揮各要素市場的積極作用。
三是清理、修訂不合時宜的法律法規，制定平等保護和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法律法規。在對民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作出法律規定的同時，對于以往有關排斥、輕視、抹黑、不公等一切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法律條款，要一律廢除。重新制定、修訂包括民營經濟在內的各種所有制主體能夠共同遵守和享有平等的權力、地位、服務等法律法規體系。目前，民營企業適應國內外市場的體制機制并未健全，生存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仍然較弱。立法的重點和關鍵是，規定國家平等保護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和民營企業的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要適時對憲法中有關傳統的、過時的所有制方面的內容，進一步作出必要的調整和修改。對包括民營經濟在內的各類所有制主體的生產、經營、稅收、財產等管理，重要的不是采取各種不同的行政管理，而是實行統一的法律管理和法律約束。
（三）《宣言》中“消滅私有制”理論不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踐
《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的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當時發達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狀況，在分析工人運動發展趨勢和社會發展規律基礎上得出的基本判斷，是為全世界革命無產者和未來理想社會指明的長遠目標和前進方向。這個結論和設想無疑是正確的、科學的。但是，“消滅私有制”是有條件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把他們的任何理論結論無條件地隨意強加給任何國家，更沒有把“消滅私有制”的理論觀點強加給中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實踐。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關注和了解中國，《宣言》中關于中國的情況還占了較大篇幅，但他們并未想過在中國能夠較早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如果能夠這樣，他們就會發表中文版《宣言》和為中文版《宣言》寫個序言了，但是，這些都不存在。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這個理論能否實現或實現多少，取決于這個國家的“實踐需要”和“物質基礎”。對于中國來說，“徹底的革命只能是徹底需要的革命，而這些徹底需要所應有的前提和基礎，看來恰好都不具備”。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想進行“消滅私有制”的徹底革命，還遠不具備這種革命應有的“物質基礎”和生產力水平。
在生產力落后的舊中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與《宣言》中設想的社會主義很不一樣。我國社會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并且在相當長時間都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如果在初級階段“消滅私有制”，不僅不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需要，這本身也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要求的。社會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消滅私有制”的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恩格斯在晚年認識到：“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么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我國的民營經濟“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因此，我們必須鄭重而果斷地指出：《宣言》中的“消滅私有制”這一理論，不適用于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踐，不適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不適用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不適用于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踐。
學《宣言》，要管用。《宣言》的根本任務是要解決所有制問題。中國改革的根本任務也是要解決所有制問題，具體來說就是解決民營經濟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然而，每當發展民營經濟與《宣言》中的“消滅私有制”發生劇烈碰撞時，很多學者不知如何是好，便在《宣言》和經典著作中尋找發展民營經濟的理論依據。其實，在經典著作中沒有依據和現成答案。這里“消滅”二字會不會是翻譯有誤，是不是可譯為“揚棄”？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都是譯為“消滅”或“廢除”，沒有譯為“揚棄”。因為“揚棄”是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他們對私有制是徹底鏟除，不留余地，根本沒有“揚棄”的意思。馬克思恩格斯對“消滅私有制”的原則立場，堅定不移，從未動搖。在《宣言》中提出“消滅”或“廢除”私有制的同時，批判了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揚棄”私有制的思想。在《宣言》前的1842年10月，馬克思在《萊茵報》發表的《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一文中，就開始批判傅立葉、蒲魯東等人關于“揚棄”私有制的觀點。1843年9月，馬克思在致盧格的信中明確提出要“消滅私有制”，同時批判了他們的“揚棄”思想。1844年9—11月，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對蒲魯東關于“揚棄”私有制問題的批判的批判做了批判。恩格斯在《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政治經濟學批判大剛》、《共產主義原理》等著作中，同樣是徹底“消滅私有制”。在《宣言》后到《資本論》，再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他們的觀點都是如此。1894年1月，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指出：“一切生產資料（當然也包括土地）轉歸社會所有”，即“進入一切生產資料的現代社會主義公有制”。1895年3月，恩格斯在為馬克思再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寫的導言中，提出了最后忠告：“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這里的“社會所有”，是在“消滅私有制”基礎上建立的單一公有制，沒有任何其他經濟形式與它同時并存。100多年來，陳望道、華崗、成仿吾、博古等《宣言》中譯本，中央編譯局的中譯本，都一致翻譯為“消滅”或“廢除”，并未譯為“揚棄”。以上表明，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沒有發展民營經濟的理論依據。
中國發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營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們在改革開放探索實踐中闖出的成功之路和取得的寶貴經驗。如果要問我們發展民營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有沒有依據，依據又是什么？其依據就是黨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的方針政策理論，就是“兩個毫不動搖”和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四）明確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要重申反對和防止教條主義
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和具有強大而持久生命力的奧秘，就在于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和反對教條主義。改革開放45年來，我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斷取得新的成績。這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反對教條主義取得的成績。教條主義害死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繼續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定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唯物史觀，進一步反對和防止教條主義，讓民營經濟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
一是馬克思恩格斯反復強調不要搞教條主義。馬克思指出：“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我不主張我們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對于不切實際的教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多次借用海涅的詩句說：“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針對一些教條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是一成不變的”觀點，恩格斯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恩格斯指出：“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馬克思主義是行動指南，是世界觀和方法論，不是現成的可以照搬的教條。如果把“消滅私有制”這句話機械地運用到我們的現今社會，這就是教條主義了。明確民營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中國的具體應用，是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是改革了、變化了、發展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
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求我們不要搞教條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定位和科學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將繼續長期處在初級階段，這是由這一階段的生產力水平還不高且不平衡的實際情況決定的。在這種生產力條件下，社會勞動產品還遠未達到按需分配的程度；所有制的結構和形式還遠未達到實現單一公有制的程度；地區間、城鄉間、人群間還遠未達到共同繁榮和共同富裕的程度。初級階段存在的客觀實際和基本國情，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依據和根本出發點，也是我們發展民營經濟和不能“消滅私有制”的基本依據和根本出發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到21世紀中葉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實踐證明，認識和提出初級階段的理論是完全正確的。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在一定意義上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認識取得的巨大成就。目前，這個初級階段已經過去60多年，到21世紀中葉還有30多年。現在看來，盡管后面這30多年依然可以大有作為，但初級階段這100年剩下的這30多年時間顯然是不夠用了。因此，從多方面考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少還需要100年時間。在初級階段的第二個100年，在繼續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仍然不能“消滅私有制”，仍然需要繼續發展壯大民營經濟。
三是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警示我們不能搞教條主義。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什么時候尊重國情，尊重規律，腳踏實地，不照抄照搬，不搞教條主義，社會主義就發展得好。否則，社會主義建設就會走彎路。恩格斯指出：“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須的程度一樣。……只能逐步改造現今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我們為什么要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前，民營經濟被基本消滅，全國的經濟社會形勢如何，人民的生產生活如何，中國的國際地位如何？不言而喻，大家心理都有數。我們曾經把“沒有弄懂的理論”當成“救世的教條”，其教訓極為深刻。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全國上下繁榮昌盛，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我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同發展，已經成為我們百年奮斗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經驗，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篇章。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警示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同教條主義“保持遙遠的距離”，必須堅決反對和防止教條主義。
（作者：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司長，研究員）